多少年来，香港一直位列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三甲。1997年7月1日时有上市公司597家，至今年6月30日已升至2875家，增幅超过三倍。1997年底，港股总市值3.2万亿港元，2021年，这一数字最高增至58.6万亿港元。港股日均成交额25年间增长近10倍，由1997年的154.65亿港元（只计算主板）增长至2021年的1667.3亿港元。香港交易所自2009年起，至今已有七年高踞全球IPO募资金额榜首。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日前引述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AM）的报告称，在亚洲区发行的国际债券，香港以34%的市占率稳占第一，高于美国（22%）、英国（17%）和新加坡（5%）。2021年在港安排及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融资额再创新高,达 570 亿美元,为 2020 年的 4 倍;当中，国际债券总额达 313 亿美元,占亚洲市场三分之一,安排发行量位居首位。

　　近期发布的排名显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依然名列前茅，但具体排名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出现如此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有香港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首先受影响的是香港自身，从功能意义上看，当然也会对内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多少年来，香港一直是中国贸易、金融、技术、信息国际化的重要战略支点，是获得海外资金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水平的重要象征。所以，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需要从确保香港继续成为中国联系国际社会最重要节点的战略角度作出有针对性的谋划和部署，从香港本身和中国内地同时做出协同性努力。

　　从香港近几十年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内地因素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提升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内地公司在港股市场的数量上看，由1997年的95家，增长到2021年的2572家，公司数量占比从14%增长到了53%。内地公司在港股市场的市值，更是从5253亿港元，增长到33.43万亿港元，市值占比从16%暴增到81%。

　　2014和2016年，沪港通及深港通正式开通。彼时日均交易金额仅有56亿元人民币及16亿元人民币，2021年，沪港通及深港通的日均交易金额已攀升至553亿元人民币及650亿元人民币，升幅分别达到9倍和40倍。

　　而自2014年11月沪港通开启AH两地资金互联互通以来，南下和北上资金此起彼伏地不断增长。截至6月10日，最新北上资金达到1.67万亿元（人民币），南下资金高达2.35万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02万亿元），合计高达3.69万亿元。而南下资金的成交占比，从2014年的0.15%，到2021年已经高达22.58%。

　　目前，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逾8000亿元人民币，为全球人民币业务提供流动性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的人民币互换协议规模达5000亿元人民币，规模为全球最大。从流量角度看，离岸人民币交易也一直保持活跃。香港的人民币支付系统支持着各类跨境和离岸人民币交易，现时日均结算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SWIFT数据显示，全球逾75%的离岸人民币支付活动通过香港进行。

　　截至2021年底，内地累计吸收香港投资超1.4万亿美元，占内地吸收外资总量的57.6%，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超8千亿美元，占内地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53.2%。

　　香港金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香港银行对内地客户所提供的除贸易融资外的贷款已高达2.276万亿港元。截至2017年3月底，香港银行业的内地相关贷款达到3.8万亿港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16.3%，相比上年12月底的3.56万亿港元增长6.7%。至2022年3月底，香港银行体系与内地相关的贷款总额超逾4.8万亿港元（当中包括总值3,800多亿港元的贸易融资），对象覆盖了大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在内地有业务的跨国和香港企业。因此也大大拓宽了香港银行业的业务边界和空间。

　　然而，由于香港正值消除前几年社会紊乱后遗症的由乱及治阶段，加之今年上半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通胀飙升，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国内疫情起伏不定，种种超预期事件叠加，导致港股市场陷入低迷。恒生指数在过去数月的最大回撤创下疫情以来的新低。同时，港交所IPO也陷入低谷，且上市后破发情况频频发生。Wind数据统计显示，2022年上半年港股一级市场股权融资金额为1,140亿港元，较2021年上半年融资金额4,874亿港元减少76.60%。上半年仅有26家企业成功IPO上市，较去年同期的46家减少43.48%；IPO募集金额仅为197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143亿大幅缩减90.79%。募资超过1亿美元（约7.84亿港元）的IPO项目仅有11家，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数据显示，香港对亚洲IPO市场的占有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1995年至2021年的平均占有率为26%。据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数据，在2022年9月底，香港将录得约47只新股上市融资547亿港元，与2021年9月底时的73只新股融资2,885亿港元相比，新股数量减少约36%，同时融资金额将削减81%。而因为疫情，香港与内地及其他地区的专业交流也必不可免的要受到影响，要素流动也会有所滞缓。这些，无疑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金融中心的形成一定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言而喻，国际金融中心是靠各种要素的无障碍自由流动及资金的持续涌入为支撑的，市场交易自由有序、制度成本应该最低一定是其中首要条件。完善的法律体系，宽松的营商环境，资本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 这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要素。香港多年来居于全球金融中心领先地位，一直靠两大支柱维系：一是内地与香港不断增强的经贸联系；二是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资金自由港、与国际接轨的司法制度、金融监管高效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香港连续26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同时，香港拥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所不具备的双重定位，连接着中国内地与伦敦、纽约等金融中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市场体系。未来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尤其需要在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庞大腹地经济优势、经济活动高度自由优势方面做更系统的努力，在全球金融资源聚集和配置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稳定及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基础。香港战后多年一直是全球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和经济都市，但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城市。但前几年连续不断的社会风暴无疑扰乱了香港的社会发展导秩序，不可否认也必然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产生了影响。所以，香港需利用国家安全法逐步得到落实、一些社会不安全因素逐步得以消除的时机，抓紧在厚植国际金融中心土壤、优化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内外环境等方面做出超前系统规划和部署，以稳定和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来保障国际金融中心的生生不息发展。

　　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源源不断的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适时扬长补短是巩固金融中心地位始终不可或缺的根本方面。从上述机构发布的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与得分名次上看，香港的名次并不理想，这也是影响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从多年来一直与香港在金融发展上一较高低的新加坡金融科技投入及吸引力上看，不难发现新加坡已表现出的过人之处。2022年全球融资急剧放缓，金融科技公司在2022年上半年筹集了总计1080亿美元的资金。然而，投资者对新加坡金融科技行业的兴趣继续保持高位，2022年第二季度，新加坡在金融科技交易价值中的全球市场份额比2021年增加了一倍多，从去年的3.1%上升到上个季度的6.4%。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一直在积极建立其金融科技生态系统，采取诸多举措加快金融科技在传统金融领域的采用并鼓励创新，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金融科技中心，拥有1007家金融科技公司，占该地区总数的67%。

　　而在2021年，尽管香港安排了34% 的亚洲国际债券发行，但在债券上市环节，新加坡是最受欢迎的上市地点。2021年，在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中，选择于新加坡上市的占35%。而在某些领域，比如REITs，新加坡相比香港具有独特的优势，新加坡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REITs市场。这表明香港在某些金融服务上仍存在亟需改善之处。

　　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全球的金融资源持续集聚。前不久，在英国亨氏咨询（Henley & Partners）与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联合发布的《全球公民报告》中，列出了全球前20名百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城市。2022年，香港拥有100万美元净资产的人数为12万5100名，相比去年减少了14%，排名下滑了4位跌至全球第12名，在整个榜单上的下滑是最大的。而香港在亚洲的竞争对手新加坡，以24万9800名百万富豪排名第5，较年初增长1%。所以，致力避免和减少非投资性的资金流出，未来应成为香港在制度层面重点加以解决的当务之急。

　　为了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向香港集聚，香港一需持续丰富金融产品及完善服务，二靠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以使投资者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前不久，港交所在其有关文件中表示，期待来自“ABCDE”行业的重点发行人代表来港上市：“这类公司往往在技术领域竞争优势显著，拥有庞大私募资本支持且增长潜力巨大。”“ABCDE”分别指A-人工智能与自动化，B-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C-消费服务与时尚生活，D-数字化转型，E-环境、社会及管治。其实，香港的其他金融各业，都应为吸引全球金融资源尽快做出专业和服务方面的考虑。

　　而在中观方面，需积极推进在香港特区建立RCEP的合作机构，以凸显香港特区的金融、法律、科技与有关专业能力；积极努力在香港设立跨境数字货币交易中心，并有的放矢地提前做好必须的人才准备和技术准备；积极扩大在香港的境外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及功能，促进各种在港金融工具以人民币交易的发展。2021年，内地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9.0%，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全年累计净流入4044.7亿元。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这一切，都对香港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境外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及功能提供了基础条件。

　　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政府积极有为。为了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政府有关部门与各金融监管机构及专业团体间，要建立定期检讨行业发展前景机制，及时掌握其他金融中心的发展动向和创新，及时发现影响自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足和短板，及时地采取措施迎头赶上。与此同时，国际金融中心更需要经济体具备极强的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社会危机管理能力强弱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中心的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经受了一次次危机挑战和考验而形成的，但必须承认，在每次经济危机中香港也发出了不轻的代价。近期美元快速升值及国际地缘冲突进一步升级，香港对此要未雨绸缪，尽力减少对自己或将造成的损失。而为了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所造成的冲击，内地金融监管部门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间应建立防止恶意扭曲香港证券市场的合作机制，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之流做空香港资本市场事件重演。

　　港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一是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不是很大，二是一些香港人对香港前景悲观。而如今无论是香港自身的资本市场结构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故应考虑择时检讨港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全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无一不拥有自己的独立货币政策体系，而一经济体货币与另一较大经济体货币固定汇率挂钩，其存在前提是本身经济要与挂钩货币所属经济体同频共振，否则必然处处受到掣肘，失去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因此也会使自身的金融功能受到影响、失去韧性。而从香港为全球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及中国对香港经济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的背景看，香港更应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构成设计原则，建设性地设计未来的货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对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奠定坚实的货币基础。

　　而中国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影响着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迈得越大，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会越稳固；中国的经济发展越稳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会提升的越快；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谐度越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效能就会越强大。所以，中国的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和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将是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最根本动力。要看到，2021年中国GDP已达17.7万亿美元，而整个东南亚加起来只有3万亿美元。这应是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最大底气所在。